1、刑辩律师最大的安全隐患是委托人。

因为刑法“306条款”的存在，使律师极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与司法机关妥协的牺牲品。所以，与委托人见面只能在律师事务所，签署文件必须是本人签署，还要附带《签署刑事委托合同告知书》，以免出现不利后果（包括投诉和检举）。

因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受到监视或监听，所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只是起到安慰犯罪嫌疑人的作用。除了例行公事的问候、转达，可以提问的只是了解犯罪嫌疑人对办案机关的口供，分析办案机关掌握了哪些材料。而那是实质性内容，一般在审判阶段律师可以合法复制。

因为审判阶段全部询问笔录、鉴定结论、图片资料都会完整供律师查阅、复制。“阅卷”是刑辩律师的基本功，那就是从证据资料中发现一切影响定罪、量刑的内容。如果说公安机关办案会比较马虎，那么检察院就要谨慎得多。所以，起诉书相对于起诉意见书更为重要。

因为律师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公权力，他随时可能被监视和跟踪。所以，要取证只能是向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，这些享有公信力的证据，本身可以证明刑辩律师的清白。而向个人取证，只能是交代犯罪嫌疑人家属来完成——刑辩律师第一次见到证人是在法庭上，这样才可以避免被动。毕竟，律师只要先保护自己，才可以保护自己的当事人。

因为整个刑事案件的判罚，取决于法官尤其是主审法官对案件的理解。刑辩律师无需理会检察官的凶狠攻击，只需要“摆事实，讲道理”争取法官对被告人的理解与同情，那么整个辩护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没有法官喜欢律师的无理取闹，更没有法官喜欢律师的不学无术。因此，刑辩律师行之有效的辩护思路，就是让他们认识到被告人犯罪存在的动机、情节、后果上的隐情。

因为一桩案件从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到审判阶段能够一路“过关斩将”，一般很少存在罪行有无问题，而是罪行轻重问题。笔者今年代理了不下10桩刑事案件，只有一件“非法采矿”因证据不足而使嫌疑人被释放（我提醒办案检察官，酌情不起诉可以既避免无罪判决所导致的尴尬，也可以避免绝对不起诉的被动，因为我国实行“错案追究制度”，国家赔偿事小，办案人员受到处分影响升迁事大），其他基本都是轻罪辩护成功。所以，刑辩律师的眼光，要去打量公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存在疏漏，例如法律规定、司法解释、指导意见、鉴定结论、必然联系等。

因为刑事案件属于“国家公诉”（自诉案件比较少，一般如同民事诉讼，代理律师只要“破坏”其证据链即可），律师以当事人为主，不仅是便利自己的代理，而且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。所以，存在与主审法官、办案检察官的沟通，精明的律师只是告诉当事人如何操作，而不是代为操作。关键事务必须获得当事人的逐步许可，而不是民事代理那样“全权代理”。

因为刑事案件一般都关系到法院之外的社会关注。司法腐败的理论前提，就是法官可以被收买而无需承担责任，而只要获得社会关注，法官就很难敢于冒被举报的危险去伙同司法腐败。所以，刑辩律师要经常“无意中”使媒体从当事人处（记住，“爆料”的不能是律师）获得有价值的新闻，从而使司法审判获得公正。行业“规矩”，大牌律师的背后，必须有新闻媒体的协助（许多新闻稿也许就是出自律师之手，通过当事人转到记者手上）。一些所谓“信访”、“检举”、“控告”，其背后的捉刀者很可能就是刑辩律师，只不过刑辩律师会尽量让文员起草，自己稍作修改，既要“法律正确，事实清楚”，又要抛弃律师的严谨。

因为很所刑事案件涉及受害人的谅解。自从“刑事谅解制度”出台，刑辩律师几乎都会代表犯罪嫌疑人家属与受害人（或其家属）谈判，在赔偿到位后要其在“谅解书”（即向法院申请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判决甚至免除刑事处罚）。这种“谈判”甚至会用来针对主审法官——现在国家司法政策主张“调节”，所以在这种压力下，刑辩律师会要求主审法官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，刑辩律师愿意说服犯罪嫌疑人家属和受害人（或其家属）和解。笔者代理成功的“缓刑”案件，都存在“赔偿到位”、“受害人谅解”这些内容。所以，刑辩律师的谈判能力，在“和谐法制建设”的大环境中，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。

因为中国是一个“人情超级大国”，所以刑辩律师与司法机关的人脉关系，起到关键作用。一名律师的阅卷（分析）能力、辩护（语言）能力、协调（谈判）能力、取证（质证）能力加在一起也许只起到一半作用，剩下一半要靠“人脉关系”。我们所说的人脉关系，主要是同学、同事、同乡、亲戚、朋友、熟人等关系。那些司法机关“下海”的刑辩律师，那些毕业于政法学校的刑辩律师，那些在本地执业的刑辩律师，往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。至于不具有以上优势的刑辩律师，就只能逐渐去发展人脉关系。当律师与主审法官合作时，一方面是刑辩律师帮助主审法官寻找判决理由，另一方面就是主审法官帮助刑辩律师制造“神话”。那些声称某法官是他“学生”、“助理”的老律师，我们只能拜服——也许主审法官的意见就是出自该律师的电子邮件。当然，人脉关系只是辅助工具，有理有据的辩护意见才是王道。